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论坛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论坛上发布了《整治涉企侵权信息 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旨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切实维护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公约提出，清除侵犯个人权益信息。及时清理泄露企业家个人隐私的信息，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统一同类信息处置标准。主动清理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严厉打击各类网络水军。清理机器人账号涉企评论信息，坚决处置发布统一话术、同质化涉企信息的机器人账号、水军账号。公约指出，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加大热搜热榜管理，不得呈现AI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不得推荐集纳企业、行业和企业家负面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对AI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予以限流。鼓励相关主体对外发声。完善平台流量投放机制。强化投流审核管控措施，坚决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公约要求，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关闭假冒仿冒新闻单位账号，坚决处置向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的“自媒体”账号，以及以各种名义收取费用并开展所谓涉企监督的账号。取消相关账号营利权限。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的营利权限，包括但不限于流量分成、广告收益、推广商品和直播打赏。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坚持“信息、账号一同处置”原则，坚决处置发布传播侵权信息的账号，对账号所属MCN机构实施联动处置。

近日，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围绕夯实数据基础、突出重点领域、规范信用监管、创新信用应用、弘扬诚信文化等部署了重点任务。针对数据归集不充分、质量不高等问题，将强化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完善数据校验规则，健全信息公示制度。在政务诚信方面，健全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加大拖欠企业账款失信惩戒力度；在经营主体诚信方面，出台信用合规建设指南；在社会组织诚信方面，健全信用监管制度；在司法诚信方面，强化信用建设以提高公信力；在个人诚信方面，依法推动自然人信用建设。

“不用跑仲裁院、不用找律师，在家用手机就能申请仲裁，系统还会一步步教我收集证据，实在太方便了!”近日，长沙市民曾女士通过湖南省新上线的“智慧仲裁”系统，只用10分钟就完成了劳动仲裁预申请。系统自动生成了一份规范的仲裁申请书，还贴心地列出一张“证据清单”，告诉她该准备哪些材料。这背后，是湖南正在试点的劳动仲裁“智能化改革”缩影。系统手把手教你打官司很多人遇到劳动纠纷，第一反应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懂法律、不熟悉流程、不清楚要准备什么证据。曾女士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她曾在长沙一家集团公司做前台，离职后公司拖欠部分工资，几次协商都没结果。她想申请劳动仲裁，却不知从何下手。登录“智慧仲裁”系统后，她发现事情变得简单了：不用填复杂的表格，只用像平时聊天一样，把自己的遭遇写下来。系统很快识别出她的问题属于“拖欠劳动报酬”，自动调取了她社保卡和公司的基本信息，省去了手动填写的麻烦。更让她惊喜的是，系统根据她的情况，自动生成了一份“证据指引清单”——哪些材料能证明劳动关系、哪些能证明公司欠薪、该怎么准备，写得清清楚楚。上传材料后，系统还自动检查了一遍，提醒她补充了一份关键佐证。确认无误，一键生成仲裁申请书，电子签名提交，全程只用了10分钟。庭审“云上办”记者了解到，不只是申请环节，整个仲裁过程都在“变聪明”。过去开庭，当事人需要到现场，仲裁员要手动记录、整理材料，费时费力。现在，系统支持远程开庭，当事人不用多跑路。庭审前，通过人脸识别就能完成身份核验，不用再人工核对。庭审中，系统会自动把语音转写成文字——普通话准确率95%，湖南方言也能达到70%。仲裁员和当事人当场核对、电子签名确认，避免了手写记录可能出现的差错。整个庭审过程全程录像，随时可以回看，确保公开透明。庭审结束后，“智慧仲裁”系统还能帮仲裁员“做功课”。系统内置的知识库收录了各类劳动争议的法律法规、典型判例，可以通过自动提取案件的关键信息，帮仲裁员快速梳理案情，同时推送类似案例的裁决结果，供仲裁员参考。这样一来，相似案件更容易得到相似的裁决，避免“同案不同判”。仲裁员复核后，还能一键生成规范的裁决文书，大幅缩短了办案时间。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湖南省人社厅调解仲裁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智慧仲裁系统打通了邮政送达功能——裁决文书可以线上发起送达，由邮政中心自动打印、寄送，全程可追溯。当前，湖南省、市、县三级仲裁机构已经实现网络联通，形成“一点反映、全省联动”的处置模式。同时，仲裁与就业服务也实现了联动——维权劳动者的信息可推送给就业部门，帮助他们精准匹配岗位、参加技能培训。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优化智慧仲裁系统，让证据指引更细致、智能分析更精准，不断提升仲裁服务的便捷化和专业化水平。

记者近日从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2026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新闻发布会获悉，人民法院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不诚信诉讼行为坚决说“不”。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7年来，共作出司法处罚13件、移送违法犯罪线索18件、提出司法建议3件，认定构成虚假诉讼1件、恶意诉讼8件，这些主要都是针对不诚信行为依法作出的处理。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宇某科技机器狗案件二审判决书中，维持认定宇某科技公司不构成专利侵权并对原告涉案不诚信诉讼行为予以谴责，引起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郃中林介绍，涉宇某科技公司机器狗的专利案件，近期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还受理了同一专利权人就同一专利起诉宇某科技公司另一款机器狗产品专利侵权和宇某科技公司反诉专利权人恶意诉讼的上诉案件，上周二审已经公开开庭审理。郃中林表示，未来人民法院将继续秉持诚信保护的司法理念，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每一起案件，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当事人诚信行权，通过依法排除不当诉讼干扰，让创新创业者心无旁骛，聚力科研攻关，加速成果转化，以良法善治厚植创新沃土，促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长期以来，部分医药代表偏离专业服务轨道，异化为药品推销员、关系维护员甚至利益输送纽带，导致夸大宣传、统方（医疗机构对医生处方用药量和高值医用耗材使用量的系统性统计行为）、回扣、私下宴请等现象大量存在，既扰乱医疗秩序，也损害公众利益。5月7日，国家药监局联合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七部门正式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将于8月1日起施行。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办法通过明确从业边界、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全链条监管，有效整治“带金销售”等行业问题，推动医药代表彻底告别“带金销售”，全面回归药品学术推广的本职本位。回归学术推广职业本位办法以法定形式锁定医药代表的职业边界，把学术推广确定为唯一合法职能，同时划出未经备案登记、未经医院同意开展活动、承担销售任务、参与或委托统计医生处方数量、以销量为条件提供捐赠赞助、向医务人员及亲属输送财物、夸大疗效隐瞒不良反应、非法获取患者与机构信息、超授权范围推广9类不可触碰的禁止行为。邓勇认为，办法用负面清单清晰界定了合法学术推广与商业贿赂的本质区别，把带金销售、利益捆绑、私下输送全部锁死，只要脱离纯学术目的、附带隐性或显性利益回报，即可认定为违规甚至违法，为行业划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法治标尺。具体从行为目的、对象、内容与利益流向四个维度，划清了边界。真正的学术推广以专业交流为唯一目标，面向医护群体开展循证信息沟通，资金用于公共学术事业；而商业贿赂以利益诱导为目的，定向对个人输送好处，将学术活动异化为利益交换工具。“办法将对医药代表产生正本清源的作用，将对医药企业内部治理与合规管理，以及对我国医药行业的创新、廉洁水平提升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万里认为。对医药代表个人而言，职业门槛也同步收紧。办法明确要求必须具备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熟练掌握药品核心专业知识，并经企业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有商业贿赂记录者一律不得聘用。这意味着，过去靠人情往来、公关应酬生存的从业者将逐步退出市场，行业正式进入以专业能力立身、以学术价值说话的新阶段。“公司里一些学历、专业不符合要求的老同事正在抓紧学习、提升，我自己也在学习产品的临床研究、指南解读这些专业内容。”一家小型药企的医药代表李刚（化名）告诉记者：“以前很多人觉得医药代表就是卖药的，新办法有学历要求、专业门槛，强调学术推广，倒逼我们往医学沟通者的方向转型。”一家上市民营企业的医药代表赵强（化名）认为，新规是把医药代表这个职业从“销售岗”往“医学沟通岗”“学术顾问岗”去重塑，长期来看是利好的。但短期来看，对于团队和个人来说都面临挑战。部分老医药代表学历、专业不符合新规要求，面临转型或优化，同时，团队需要重构，还要培养一批具备医学解读、学术沟通能力的新代表。压实全链条管理办法的另一大突破，是把责任链条彻底压实，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负责对聘用或者授权的医药代表进行管理，严格规范医药代表行为，对医药代表药品学术推广活动承担主体责任；不得向医药代表分配药品销售任务，要求医药代表实施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等销售行为；不得指使、纵容医药代表从事违法行为等。《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是《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的升级版，但存在突出的变化。中伦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左玉茹认为，对企业的影响分为近期和远期，近期影响首先是企业需要考虑不符合新规资质的存量医药代表的安置以及人力资源的重新安排等问题，医药代表入院开展的推广活动要经过医疗机构同意，可能因医疗机构的管控问题而导致实质推广障碍。远期影响是该办法进一步强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主体责任，包括自有员工推广和委托专业组织的人员推广，通过责任转移方式降低风险的路径越来越困难，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需要加强对专业组织的合规管控。不同类型的药企在落地新规时面临的合规难点存在明显差异。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邵颖芳介绍，多数跨国药企已建立全球统一的合规制度，并与RDPA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对接，对学术推广活动的合规边界较有把握。但难点在于，跨国药企需要审慎整合RDPAC准则与办法禁止性行为清单之间的衔接差异。而大量本土企业过去对医药代表的KPI与销售业绩深度绑定，随着办法明确规定“禁止向医药代表分配销售任务”，企业必须彻底重构考核体系，转向以学术推广质量、信息传递准确性为核心评价标准，重建一套合规管理体系。三生制药集团营销中心合规负责人刘鑫认为，办法强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主体责任，倒逼企业重构医药代表全流程管理体系，不能再把责任推给外包方。企业必须把医药代表从入职、在岗到离职形成闭环管控，入职严把资质、背景、合规培训三道关口，明确推广授权并完成备案；在岗期间所有学术活动、日常拜访都要全程留痕、可追溯；一旦出现商业贿赂等违规，直接清退禁入，同时倒查管理层责任，从源头堵住合规漏洞。对医疗卫生机构，规定其建立医药代表药品学术推广活动管理等制度，规范和约束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和医药代表行为。此外，还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受托专业组织、医药代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共22项禁止行为清单。联合惩戒发力此前，国家对于医药代表的监管存在部门分散、衔接不畅等问题。办法分别明确了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承担医药代表管理的工作职责，消除监管盲区。邓勇认为，七部门联动打破了以往单一部门监管壁垒，实现药品准入、学术推广、医疗执业、市场竞争、医保基金、刑事追责全链条协同监管，形成行政监管、行业监管、刑事惩戒、医保约束联动的综合治理格局，是医药领域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制度标杆。同时，办法要求加强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件通报、行刑衔接，强调在日常管理、监督检查、投诉举报等工作中，发现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及时予以通报。此外，要求依法公开违法的持有人及其委托的专业组织、医药代表、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处罚决定，促进社会监督。同时，全国统一的医药代表备案平台持续升级，实现备案、查验、公示、举报一体化功能。企业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代表信息备案、变更与注销，医疗机构线上核验，公众可查询备案信息与违规记录，违规信息依法公开，让社会监督与行政监管形成合力，让失信者处处受限。办法最具震慑力的部分，在于建立起多维度、跨部门、长时效的联合惩戒机制，把违规成本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倒逼企业与个人不敢违规、不能违规、不想违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对行贿涉及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进行穿透式信用评价，相应采取风险警示、限制挂网等措施。邵颖芳认为，这意味着违法行为不限于违规医药代表个人承担，而是穿透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主体，同时通过有效的信息化手段提供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由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归集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如何实现学术与销售分离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宜前提醒，办法落地后，药企面临六大核心合规风险：准入资质不合规、分配销售任务、纵容默许违规、触碰9类禁止行为、触及22项负面清单、数据信息管理不当。特别是行贿入罪门槛进一步降低，企业若对代表违规行为知情默许，不仅面临行政处罚，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高压惩戒之下，行业模式将面临彻底转型。刘鑫谈道：“学术与销售必须实现组织、考核、业务三条线彻底切割。架构上销售与医学学术团队完全分开，销售只管渠道经销商，不触碰临床推广；学术人员不背任何销量、处方指标，考核只看学术质量、临床反馈、不良反应上报等专业维度，薪酬与销量彻底脱钩。所有学术活动、课件、费用都要经过医学与合规双重审核，杜绝借学术名义搞利益输送。”“短期来看，企业合规投入会有所上升，用于制度整改、系统搭建、人员扩充、培训与内审。但过去隐性的灰色开支将全面清零，长期营销费率更趋健康。”刘鑫告诉记者。推广方式也将从人海战术、人情维护转向小而精的科室会、病例研讨、线上学术科普，依靠专业医学科学服务（MSL）与学术价值开拓市场，实现从利益驱动向专业价值驱动的全面转型。“学术与销售彻底分离”在实际工作中最难以平衡的，是“学术推广的慢周期”和“公司要业绩的快需求”之间的矛盾。药企医药代表则希望有一套场景化的合规操作指南，比如，科室拜访怎么说、学术会议怎么开、和医生互动的边界在哪里。“最重要的是，管理层也要给团队‘合规免责’的底气，明确只要是合规的学术推广行为，即使处方量没起来，医药代表也不会被问责，避免团队为了业绩突破合规底线，这才是对一线从业者最实在的支持。”赵强说。孙宜前从组织架构、职能边界、考核机制三方面对企业提出建议：（1）将医药代表团队从销售体系中剥离，划归医学部或市场部独立管理，严禁医药代表承担任何药品销售职能。学术推广活动仅限定于传递药品信息、协助合理用药、收集临床反馈三项内容。（2）将订单处理、回款催收、票据管理等销售职能完全交由商务团队或经销商负责，医药代表不得接触任何销售数据。（3）取消医药代表考核中与处方量、销售额、回款率挂钩的KPI，改为以学术活动质量、医学信息传递准确性、不良反应收集数量、临床需求反馈价值等纯学术指标进行评价。周万里认为，七部门联合监管、压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主体责任、联合惩戒三重发力，药监局、市监局、卫健委以及医保局将成为规范医药代表行为的主要执法机关，针对医药商业贿赂及诈骗，执法可能重点集中在医疗机构的医药代表规范管理、医药代表的药品销售及处方统计行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及医药代表的信用管理，以及相关的医保诈骗行为。随着8月1日正式实施日期临近，医药行业正站在历史性转型的关口。办法坚持严管与规范并重，引导医药代表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虽然自《医药代表管理办法》2024年11月征求意见以来，行业已有预期，但“大棒”来了，行业能否根治顽疾，以风清气正的新生态面对未来，仍需拭目以待。

近期，《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以下简称《规则》）正式施行。《规则》聚焦平台经济领域长期存在的价格乱象，为平台价格行为划出边界、立下规矩，促进价格行为合规向善。针对平台干预商家自主定价、自动续费不透明、低价倾销等问题，《规则》给出明确约束：禁止以提高收费标准、削减补贴、搜索降序、算法降权、屏蔽店铺、下架商品等方式，对商家定价行为施加不合理限制；进一步细化明码标价、显著提示和规则公开要求。这些规定能有效防范竞争跑偏变形，让价格重回真实反映成本、品质和供求关系的轨道上。平台经济之所以有活力，正是因为商家能依靠品质、服务、品牌形成差异化供给。如果商家只能被动卷入平台设定的低价竞争，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最终牺牲的往往是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和创新投入。落实《规则》，让商家根据成本、品质和市场情况自主定价，可稳定经营预期。价格展示如何设置、流量分配如何运转、促销工具怎样设计、算法推荐依据什么逻辑，都会影响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平台应切实担负责任，尽快把合规要求嵌入日常运营机制，对价格规则、优惠条件、收费项目、自动续费流程等进行系统梳理，该公开的要公开，该提醒的要提醒。防范不合理低价与流量激励绑定，平台企业应主动从“卷价格”转向“卷服务”“卷品质”“卷诚信”。有关部门应在加强监管协同的基础上，推动日常监管、专项整治与信用约束相结合，紧盯群众反映强烈、屡查屡犯的问题，在执法中更加关注平台与商家之间的关系，对强制跟价、变相限价、流量要挟等行为及时纠治。监管部门可围绕重点行业、重点场景加强抽查检查，畅通投诉举报和维权渠道。价格治理关系到公平竞争、消费信心和行业生态。期待随着《规则》落地见效，平台经济真正摆脱无序竞争，走上更可持续、更具活力的发展之路。

日前，社会救助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草案第一条对立法目的作了规定。有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部门和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是社会救助立法的重要目的，建议对此予以明确，并对“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表述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对此，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修改为“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对表述顺序作了调整；同时，将“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修改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移入第三条第一款中。有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地方和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草案一审稿第二章“救助对象和内容”主要规定了社会救助的对象范围和具体措施，第五章“救助管理和服务”主要规定了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和保障措施，建议对这两章的章名作出修改，更准确体现相关章的主要内容。对此，草案二审稿将第二章和第五章的章名分别修改为“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监督和保障”。有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地方、基层立法联系点和社会公众提出，社会救助工作在审核、公示等环节需要收集、使用大量个人信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侵害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建议进一步加强关于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方面的规定。对此，草案二审稿作如下完善：一是将草案一审稿第六十七条关于保护个人信息的规定移至总则并修改为：“社会救助工作应当依法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有关单位和人员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知悉的个人信息等，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二是根据“必要”原则，将申请社会救助时需要报告的信息限定为“与申请社会救助相关的情况”。三是增加规定泄露个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法律责任。草案一审稿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有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地方和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应当将确有特殊困难人员纳入低保救助范围。对此，草案二审稿将“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修改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有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和地方提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规定“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形成‘物质+服务’的救助方式”，实践中有关部门和地方已经开展探索，建议对服务类救助作出专门规定，为其发展完善提供法律支撑。对此，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草案一审稿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申请特困人员供养、最低生活保障等救助，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有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地方和社会公众提出，根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的精神，《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规定“有条件的地区有序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申办社会救助”，目前有的地方允许当地符合条件的非户籍人口申请有关社会救助，建议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对在居住地申请社会救助作出规定。对此，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序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申请”。草案一审稿第七十五条对司法救助的适用条件及其与社会救助的衔接作了规定。有的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司法救助不属于社会救助，但实践中有的人员获得司法救助仍然面临生活困难，需要社会救助给予兜底保障，建议对社会救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问题作出原则规定。对此，草案二审稿将本条移至第二章并修改为：“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获得司法救助仍然面临生活困难的当事人，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纳入社会救助对象范围。”

为提升投诉举报处理质效，更好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6年4月15日起施行。《办法》特别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确立了精准打击规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退一赔三”“假一赔十”等惩罚性赔偿规则，旨在震慑经营者违法行为、激励公众参与监督。但这一规则却被一些“职业打假人”异化为牟利工具，使得恶意索赔乱象滋生。特别是随着电子商务与电子伪造技术的发展，恶意索赔手法层出不穷。从在食品中夹带异物、用假货掉包，到利用AI技术伪造证据、篡改商品生产日期信息，乃至纯粹捏造事实，恶意索赔行为已演变为有预谋的欺诈。更有甚者，有的投诉人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通过反复投诉举报、复议诉讼等程序对经营者施加压力，索要远超法定标准的赔偿，其性质已涉嫌敲诈勒索。某地曾披露过一组数据：7500名“职业索赔人”一年内在当地发起了25万件投诉，单个电话号码的年度最高投诉量达3800次。海量的恶意投诉既挤占宝贵的行政与司法资源，也会导致监管热线不堪重负、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被堵塞，更让广大经营者尤其是中小商家耗费巨大精力应对无端指控，蒙受经济、商誉等多重损失。面对这一挑战，《办法》从树立基本原则、完善投诉受理范围、打击违法索赔等维度构建了恶意索赔治理框架。《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须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进一步列举了“非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以索赔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助于在源头过滤非正当诉求，避免行政、司法资源被不当消耗。尤其是《办法》第四十二条将“通过夹带、掉包、造假、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赔偿”及“进行敲诈勒索”等行为明确列为规制对象，并明确可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该条款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传递了“真打假受保护，假打假必被究”的明确信号。同时，该条款将监管介入门槛设定为“发现”或“涉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营者面对“夹带”“掉包”等隐蔽行为时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的困境，有助于诚信经营者及时获得法律救济与保护。由上可知，《办法》不仅直接回应了近年来市场治理的痛点、难点，而且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推进了营商环境的优化。但若要更加有效治理恶意索赔现象，则还需要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互联网平台掌握原始日志、物流轨迹等海量数据，在技术上有能力成为识别异常行为的“第一道过滤器”。在实体层面，平台应将“欺诈”“敲诈勒索”的核心要件写入用户协议与平台规则，实现平台自治与公法责任的衔接。例如，通过分析索赔金额是否远超损害赔偿上限、是否隐含“不给钱就给差评或进行投诉”等要求、是否在短期内对同一经营者、同一类商品服务、同一类问题集中投诉等，建立风险识别模型。在程序上，平台可将《办法》确立的规则嵌入现有处理流程，对高风险投诉启动由平台、商家及消协等多方参与的快速核查机制，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同时，为后续执法司法部门介入提供支持。此外，市场监管部门还可探索与公安、法院、检察院、平台企业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总而言之，《办法》积极回应了市场治理需求，力求通过划清维权与滥用权利的边界，遏制恶意索赔现象的蔓延，净化市场环境。当然，《办法》的有效实施有赖于法律的严格执行、配套细则的完善、平台责任的落实以及社会诚信的共建。而构建一个让诚信经营者安心经营、广大消费者放心消费、市场资源高效配置的市场秩序，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拖了多年的房产证终于拿到了，我孩子可以就近报名了！”住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弘韵大厦的王女士手里捧崭新的不动产权证，难掩内心激动，那份等待多年的“安心”，此刻终于握在了手里。一纸证书的落地，背后是海东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全力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问题的生动缩影。不动产“登记难”是群众反映强烈、牵挂已久的民生痛点，涉及落户、子女入学、房屋交易、抵押贷款等诸多切身利益。多年来，全市112个住宅小区因规划验收缺失、土地手续不完善、开发商欠缴税费、抵押查封等历史遗留问题，迟迟难以解决，导致36992户居民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严重影响了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民之所盼就是“政之所向”。针对办证难问题涉及部门多、链条长、协同难的特点，海东市主动打破部门壁垒，建立数据共享、问题移交、联合督办的高效工作机制，自然资源、住建、税务、社区、街道办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变“各自为战”为“合力攻坚”。“针对112个问题小区的不同‘病因’，我们创新采取‘一事一议、一区一策’的精准疗法，有效破解因开发企业欠缴税费、手续不全等导致群众无法办证的症结。”海东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同志说。同时，海东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践行“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的服务理念，政务服务窗口开通办证绿色通道，推行提前介入、线上预审、并联办理模式，工作人员主动走进小区、下沉社区，现场答疑解惑、收集办证材料，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优先办理，还推出证书免费邮寄服务，最大限度简化流程、提升效率。通过线上短视频、小区公告、物业群推送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宣传办证政策与流程，引导群众有序办理，让办证过程更便捷、更暖心。一本本鲜红的不动产权证，承载着群众的期盼。目前，全市已圆满化解112个问题小区、36992户群众的办证难题，累计为11196户购房群众成功办理不动产权证，让3.6万余名群众告别“有房无证”的困扰，拿到不动产权证的群众纷纷表示，困扰多年的心病终于解决，子女入学、房屋处置等难题迎刃而解，真切感受到了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决心与温度。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十条举措（2026年）》（以下简称《金融十条》）。《金融十条》聚焦自贸试验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金融、优势特色产业、年度重点任务5个方面，提出十条具体举措。十条具体举措是：一、制定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推动自贸金融增长10%以上。探索跨境算力服务结算模式，促进中蒙跨境移动支付互联互通。探索开发涉外商业医疗保险产品。二、加大重点产业支持力度。增加农牧业领域金融供给，全区农畜贷授信超百亿元。开展沙戈荒大基地千亿授信行动，能源类企业新增授信不低于500亿元。增强对稀土产业集群的金融服务能力，稀土类企业融资增长10%。三、推动金融机构年内新增科技贷款800亿元，创新科技金融产品，优化扩大科技型企业研发、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等保险产品和服务。四、支持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全年累计发行规模500亿元。充分运用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资产支持证券（ABS）等工具，推动1个以上项目上市。鼓励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五、推动金融机构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500亿元再贷款资金，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90亿元、外贸再贷款再贴现30亿元，加大对民营企业、支农支小、外贸、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服务消费与养老、数据、算力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六、实施大宗商品信用证百亿计划，协调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行出台差异化授信政策，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大宗商品企业专项授信超100亿元。七、推动全区政府引导基金总规模达到50亿元。设立科技创新投资子基金，总规模不低于10亿元。八、加力推进企业上市“天骏计划”，持续开展资本市场服务月活动，实现年内新增上市企业1至2家、辅导备案企业扩容至10家以上。九、提升农业保险精准理赔覆盖面，将理赔指标纳入保险机构绩效考评体系。建立大灾理赔绿色通道，提高农业保险理赔效率，做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十、按照应贷尽贷原则，加大财政金融协同支持清欠工作力度。“《金融十条》旨在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政策突出问题导向及目标导向，紧扣调研中企业反映的融资堵点卡点及盟市提出的重点难点，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着力破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瓶颈制约。同时，政策在定性部署基础上，设置15个定量指标，做到条条有数据、项项可评价，各项指标均经调研论证，既立足区情实际，又体现加压奋进，确保目标科学管用、可及可达。”内蒙古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日，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含电商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在坚持问题导向方面，《措施》要求将抽查重心集中在风险程度高、社会关注度高的产品上，对近三年未发现质量问题的产品减少或不再安排抽查。同时，紧盯涉及安全的关键检验项目，并重点跟踪上年度监督抽查不合格企业，加大对网售产品特别是劣质低价产品的抽查力度。对于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或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在创新工作举措方面，安徽省将建设全省统一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系统，实现三级抽查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探索实施风险快速筛查，做到质量安全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响应、早处置”。深化区域联动抽查，试点开展分片联动抽查，强化跨区域质量问题协同处置。此外，还将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主责、社会监督的质量共治格局。

近日，经福建省委、省政府同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该方案旨在深入贯彻国家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决策部署，目标是到2028年底力争建成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系。《行动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方案主要内容涵盖五大方面：一、夯实数据基础。针对数据归集不充分、质量不高等问题，将进一步完善信用信息记录，强化信息归集共享，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和数据质量，健全信息公示制度。二、突出重点领域。在政务诚信方面，将健全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加大拖欠企业账款失信惩戒力度。在经营主体诚信方面，将出台信用合规建设指南。在社会组织诚信方面，将健全信用监管制度。在司法诚信方面，将强化信用建设以提高司法公信力。在个人诚信方面，将依法推动自然人信用建设。三、规范信用监管。针对市场经营中存在的诚信履约意识不强、拖欠赖账等问题，将进一步构建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体系，推动信用承诺闭环管理，依法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并优化信用修复服务。四、创新信用应用。将优化“信用中国（福建）”网站服务；完善以信用信息为基础的企业融资增信制度；推动信用赋能基层治理；在公共管理及商业活动中拓宽信用报告应用范围；鼓励拓展信用产品，培育信用服务产业；推动跨区域及对外的信用合作。五、弘扬诚信文化。针对诚信意识不足的问题，将加强诚信宣传教育，打造诚信文化品牌。将诚信文化纳入公职人员学习培训课程，加强校园诚信教育，推动诚信宣传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并加大诚信典型宣传和失信行为曝光力度，营造“守信者荣、失信者耻”的社会氛围。